新八一中文网 > 历史乐虎国际国际 > 寒门状元 > 第四七三章 明朝历史消失的四年
    明朝的经筵在紫禁城东南角的文华殿举行,虽然文华殿在规模上不及奉天殿、华盖殿这些位于皇宫中轴线上的主殿,但却是弘治皇帝最常光顾的便殿,这里距离内阁大堂最近,随时可以召唤大学士咨询政务,平日里弘治皇帝批阅奏本几乎都在文华殿内。

    沈溪随众翰林院、詹事府同僚来到文华殿前。

    从外表看,文华殿在宫里算不得显眼,但颇为精巧雅致,在诸多大红宫殿中独树一帜。

    在沈溪等人抵达前,司礼监太监已经陈设四书经史各一册于金銮宝座前的御案上,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,若有什么疑问,便可自行查阅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堂下左右两张讲案上,各列一册供经筵讲官比对……当然,日讲官需要自己撰写讲义,务求做到生动,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内的听众的注意力。

    经筵上,有专门负责讲的,自然也会有听众。

    平日经筵听众除了皇帝和出阁的太子之外,王公贵胄和七卿也会出席,同时六部和各寺司也会有官员受到邀请,同时有专人在旁记录和学习……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员。

    这次经筵因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场经筵,还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场,所以受邀前来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员非常多,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压压一片。

    经筵讲官分为知经筵事、同知经筵事,一般由翰林侍读、侍讲学士来充任。除此之外还有日讲官、展书官、侍官人员各不定,分为东西两班,人数多寡全看经筵的规模和事前的安排。

    沈溪就算身为从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,却没资格充任经筵官。最多是个陪坐末席,拿着笔记录,用心学习揣摩的翰林小官。但从规矩上来说,未来的经筵官必然会出自今日旁听的一众翰林之中,所以沈溪权当是为未来给皇帝讲经做功课。

    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銮驾抵达时,沈溪已经等了约莫半个时辰。随着弘治皇帝到来,先是升座仪式,沈溪和其他参加经筵的文武大臣、讲官、旁听等一起,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,回到座位,经筵终于开始。

    果然不出所料。这次经筵的总讲官正是谢迁,司仪则由鸿胪寺卿主持。

    仪式开始,鸿胪寺卿宣布“进讲”,一名讲官从东班出,另一名讲官从西班而出,到了讲案前北向而立,先行师礼鞠躬。再行叩拜天子之礼叩头。随后,展书官上前把经史、讲官讲义展开,经筵便正式开始。

    讲官讲经筵的顺序,是先四书后经史,四书讲官在东,经史讲官在西,连同经筵官分为东西两班列在一边,等待前一人讲解结束。后续跟上作讲。

    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,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,一次上去两个,等二人相继讲完,然后再换下两人。

    经筵讲官穿着大红袍,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,给事中、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,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,若有不合时宜者,就会遭到上书弹劾。

    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、礼法和经史时,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,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。这一次经筵,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,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,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,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,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。

    除了弘治皇帝外,皇家再无人出席,外戚中却有张鹤龄、张延龄两兄弟,一个是寿宁侯、一个是建昌伯,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,至于其他勋贵,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。

    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,无论文武,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,而且要虚心受教,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,凡皇帝有疑问,就连武将也不能以“不知”来回答,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。

    这就好似一次考试,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,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,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,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,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,轻则训斥,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。

    沈溪作为旁听者,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,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,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,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,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,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。

    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,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“建文年号”之事,而这件事的“起因”,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,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,沈溪揣度,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、谢迁、王鏊等寥寥数人,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,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。

    经筵正式开始,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,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。

    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,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,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,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。

    对别人来说,不会有太多意外,本来经史就那么多,既然说到新唐书,讲唐太宗,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。

    沈溪却知道,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。

    谢迁之后,是焦芳出来讲中庸。不得不说,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中,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,若非他********削尖了脑袋往上钻。同时诋南誉北,为很多官员所不喜,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。

    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,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,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,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。自以为精彩绝伦,能得到天子的欣赏。

    实际上,按照历史发展,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,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,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。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,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,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,但对于其“对南方人刻薄”的名声,心存顾忌,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。

    焦芳之后,是几位左、右春坊的日讲官。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,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,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,因为无论是四书、五经,还是史籍文章,都属于老生常谈,根本没什么好问的。

    最后一讲,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。而他所讲的内容,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。

    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,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,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,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、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。

    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,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,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,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,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。

    “为何洪武三十二年,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,朝廷并未颁布典章?”朱祐樘看着王鏊,“王爱卿,你可知晓?”

    此时谢迁走出来,跪地进呈一份奏本,道:“回陛下,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,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,奏本至内阁,尚未有定论,恳请陛下复阅。”

    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:“呈上来。”

    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,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,今天是经筵日,并非朝会,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“复阅”奏本,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,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。

    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,谢迁居然如此“僭越”,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?

    此时给事中、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,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。

    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,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,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,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,那不用说,问题的关键就在那“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”。

    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,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,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,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,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,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,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。

    沈溪心想:“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?”

    弘治皇帝装模作样,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,放下奏本后,微微叹道:“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,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,至太宗,四海升平,实乃人间万象之幸。然洪武末之事,波谲云诡,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?”

    弘治皇帝说完这话,脸上满是沧桑之色,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。

    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,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,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“中庸之道”……事关重大,只要没问到我头上,休想让我回一句。

    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,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,走到正殿中央,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,恭敬地道:“回陛下,臣之前偶翻史书,略有心得,或可为陛下解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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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,如果没有功劳,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?

    请大家多给点儿耐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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